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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出现的家具是什么?

导语

滥觞所出——上古时期及夏商周三代家具史

文章转载自:明清家具研习社
公众号ID:MQJJYXS

 

 

–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Furnitur –

 

中国最早出现的家具是什么呢?

答案:席

 
大约五、六千年以前,先民们开始逐渐从游牧状态向农耕时代转变,最早的房子就是山洞或者是在土坑上加个顶子,称为穴居。为了使生活更舒适、更方便,先民们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家”这个字就出现了。

从象形文字来看,象这个字就是有顶的房子里养着猪。因为再早的时候,人们饲养的主要是牛羊,牛羊可以跟着人们一起迁徙,而猪不能。人们只有定居下来才能养猪,有了房子,有了家就可以遮风避雨,可以修养生息,这时家里的器物也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有所增删。
家具是随着人们不同的需要产生的,而定居下来的祖先们最先拥有的最原始的家具便是坐卧铺垫用的席。在这个时期,席就变得异常重要。

河姆渡出土苇席残片

 

一张席子上的礼仪

席的产生,约在神农氏时代。考古界发掘出土的最早实物有新石器时代的蒲席、竹席和蔑席等,距今已有5000多年。
新石器时期印纹陶上的席纹

 

以后,从夏、商、周一直到两汉时期,我们的古人在居室生活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席,席便成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家具。

汉代铜镜上的坐席纹样  左:东王公像  右:西王母像

席除了实用性以外,很快就有了一系列的使用规定,席的编织花纹、质地、封边、大小,几个人可以席坐一张席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首先,古人将“席”与“筵”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重席”制度。
一方面,用它来防潮湿,避寒冷;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习俗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设席的方式来表现各种规制和礼节。

筵和席在周人明文制定下成为正统坐具,先筵后席
那时,古人不论是生活起居还是接待宾客,都在室内布席。不过,“席不正不坐”,于是就有所谓“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等各种各样的规矩和习惯,如在《礼记》中有“席,南向北向,以西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等规定。
在古籍中,我们常能看到不少“连席”或“割席”的生动故事,因身份或志趣的不同,坐席也有明显区别。

 

人们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席上度过的,谁坐在什么位置也慢慢地也就固定了下来。
而关于坐的礼仪,中国人今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主席,从《礼记》中就可以查到关于主席的痕迹,《礼记》中讲道:“群居五人,长者必一席。”

意思是说五个人聚在一块儿,就不能坐在一张席子上了,长者、有身份的人,要单独坐在一个小席子上,这样就形成了主席的概念。英语单词 chairman 是指椅子上的男人,而我们称主要席子上的那个男人,就是主席。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具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极其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
当时使用的筵和席有很多种类,从选用材料到编制织造,大多十分讲究。《周·春·司几筵》规定:司几筵主管五种席垫的名称品质,辨别他们的用途以及陈设的位置。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
莞席,一种还未长大的蒲草所编之席。编制较粗糙,通常铺在下层作筵。《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意即把莞席铺在下面,篥是指用竹藤所编之席,一般都较细密。
上篥,即把精细而花纹美丽的席铺在上面。五席除莞席铺地外,其作四种席都是铺在莞席之上供人坐用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锦绣莞席”
藻席,藻,即文采修饰之意,不论哪一种质料,凡经过文彩修饰后,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都可称为藻席。
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周礼·春·司筵》:“加次席黼纯”。注曰:“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蒲席,蒲,即菖蒲、香蒲,叶供编织,可以为席。用这种草纺织成的席称为蒲席,较温柔,不象竹席那样冰凉透骨,多在筵上铺设。也有编织粗糙的,铺在下层作筵。《周礼·祭礼》:“席有蒲筵”。说明蒲席有不同品种。
熊席,以熊皮为坐席。《周礼·春官·司几筵》:“甸役,则设熊席”。《西京杂记》:“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除熊皮外,还有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它们都属于冬月使用的暖席一类。
五席之中除莞席外,根据席的凉、温、暖等不同特点在春夏秋冬四季使用。
五席的质地、特点并无等级贵贱之分,在使用中常以菌席的多寡来体现等级差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意为不论那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之三重,大夫二重,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载入史册,足见当时等级观念的严格程度。
席分长短,长者可坐三至四人,短者可坐二人,再短者只可坐一人。论等级,一人独坐的席高于二人席,二人席又高于三人席或四人席。四川成都出土的画像砖有一幅“授经图”,描绘的尤为具体。

 

四川成都汉墓画像砖中的榻和席
画面中一老者端坐的榻上,头上还有承尘,老者身前凭几。面前一人坐独坐席,左侧二人并坐一席,右侧则三人同坐一席。画面中的人物等级通过菌席区分的一清二楚。
而且我们今天坐在地上的方式在古代不仅是不雅观的,也是非常不礼貌的。这种敞开腿像簸箕一样的坐姿叫作踞坐,也叫箕坐。

踞坐图
汉代韩婴写的《韩诗外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孟子有一天到他母亲面前告状,要休掉自己的妻子,原因是他进门看见妻子踞坐,就是像簸箕一样坐着,然而孟母则是站在儿媳的立场上批评了孟子,因为他没有通报就进屋是失礼在先了。
有趣的是,至今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席地而坐仍然盛行。中国的近邻日本,在一些传统的场合,还可以看到跽坐的场面。

陕西西安秦皇陵出土的 秦代跽坐俑

日本榻榻米上跽坐场景

日本的榻榻米几乎就是由席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坐姿或许能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古人的状态。因为有了席,人们才能跪坐在上边,各种相应的礼制也就随之产生了。

 

史前彩绘木家具

 
继“席”之后,我们来说说史前的彩绘木家具。
1978 至 1980 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单位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发掘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木制家具,为中国史前家具展现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这些家具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木几、木案和木俎。木几平面均为圆形,圆周起棱边,下置束腰喇叭状的独足。木案的“形状很像一个长方形的小桌”,平面通常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在一长边与两短边间构成拱形板足,有的在另一长边中还加置一圆柱形足。

 

龙山文化时期的漆木案

 

案长 90-120 厘米、宽 25-40 厘米、高 10- 18 厘米不等。木俎大多为四足,用榫与俎面的榫眼相接,长方形俎面较厚,长 50-75 厘米,宽 30-40 厘米,俎高 12- 25 厘米。

俎从虞至周的变化
已完成了日后框架坐具的基本形制
这些木制家具,大多在器身表面施加彩绘,有的单色红彩,有的以红彩为地,再绘彩色花纹。
经考古工作者采用科学方法起取出土复原后,真实地再现了古代早期家具的肇始形态,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家具实物填补了空白。

典雅凝重的青铜家具

然而像“席”或“木制家具”这些中国家具的早期雏形,由于埋藏在地下4000多年,基本已经完全腐朽,而商周作为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时代,通过青铜器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历史阶段中最珍贵的古典家具实物资料。
被鉴定为殷商器的青铜饕餮蝉纹俎,就是一件较早的传世青铜家具。该俎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商晚期青铜饕餮蝉纹俎
西周时期的青铜四直足十字俎和商代青铜壸门附铃俎,也都是极其珍贵的青铜家具实物。

西周早期青铜四直足十字俎

商青铜壸门附铃俎
(辽宁义县花儿楼窖藏出土)
1976年,在殷墟王室妇好墓出土的青铜三联甗座,高44.5厘米,长107厘米,重113千克, 六足,四角饰牛头纹,四外壁饰有相互间隔的大涡纹和夔纹。座架面上有三个高出的圈,可同时放置三只甗,故名三联甗座。

 

商青铜三联甗座
(殷墟王室妇好墓出土)

这件甗座不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型青铜器,更是件典型的早期青铜家具,它进一步为我们展示了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家具独特的形式和极高的艺术水平。

与此类似的是放置各种酒器的青铜禁,实物有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初年的青铜夔纹禁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禁。

西周青铜夔纹禁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后者当年在陕西凤翔出土时,禁面上仍摆放着卣、觚、爵等十三件酒器。这两件青铜禁,都是不可多得的商周青铜家具。
据古籍记载,禁,可分为无足禁和有足禁。以上两件均是无足禁。1979年,河南淅川楚令尹子庚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有足铜禁。
春秋青铜有足铜禁
(河南淅川楚令尹子庚墓出土)

 

铜禁长107厘米,宽47厘米,呈长方体,禁面中心光素无纹,边沿及侧面饰透雕蟠螭纹,下面有十只圆雕的虎形足,禁身四周铸有向上攀附的十二条蟠龙。卓越的铸造工艺,使青铜家具的造型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1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中出土的青铜错金银龙凤方案,更是一件罕见的古代家具瑰宝。

战国青铜错金银龙凤方案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出土)

此案“设计造型之奇巧,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工艺之精湛”,出土以来,一直受到文物界、工艺美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

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具,总与同时代居室生活中的各类器物保持相应的一致。青铜家具也和其他青铜器一样,不仅是青铜时代灿烂文化的标志,而且代表着中国古代家具的重要历史阶段。
中国家具,滥觞于上古三代,我们从此处开始梳理家具的历史脉络,围绕家具铺展开来,明日我们接着说,始见端倪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位明天见!

【参考资料】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河南省文物管理社:《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王振江:《考古发掘中彩绘木器的清理和起取》,《考古》,1984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红木家具》,故宫出版社,2014年。
《一章木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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