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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巨幅摆拍记录中国巨变,挑衅真实,看得人大呼过瘾

“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中国最贵摄影师”——王庆松。

文章来源:一条
ID:yitiaotv
作者:一条
编辑:亦夕

王庆松,60后,

名字“庆松”就是大庆和松花江的意思。

他身上有很多光环和标签,

“中国最贵摄影师”、

“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

早在2008年,他的一张摄影作品,

就拍卖出500多万人民币的高价,

中国摄影师中至今无人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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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栗夜宴图》局部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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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学》2013年

大尺幅、大尺度的“电影感”画面,

仔细一看,都是身边稀松平常的普通人,

但服装、道具、背景,

又颇有看头,信息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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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照片的拍摄,

王庆松都要准备个半年,甚至三五年。

25年来,只创作了99张照片。

7月初,

王庆松带着疫情期间的最新创作举办个展,

在摄影圈、网络上,都掀起不小波澜。

一条也来到北京,

跟王庆松聊了聊他的生活和创作。

自述   王庆松  编辑   叶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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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在希望的田野上》2020年

2000年,当人们还在争论“摄影到底算不算艺术”的年代,王庆松第一次拿摄影作品,办了个展,堪称摄影界的先锋代表人物。

但在这之后,他选择的创作之路,离高产、出名、曝光度,特别远。别人一年拍几十上百张作品,他从1996年到现在的25年里,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加起来,才产出99张,平均每年3-5张。

按照一贯的节奏,今年他完成了两幅新作,又从过往作品中选出20余件,举办展览《在希望的田野上》。

 

展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展厅是点题的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布置成写生画室,就像美术生的艺考现场。

原计划500人去现场画,因为疫情影响,不能实现。王庆松便搭了500个画架,放上500幅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王庆松像”。“艺考常要求大家画同一标准的素描像,本来想对这种模式有个反思,最后空无一人的现场,反而悲凉中透出一点希望。”

这个作品引起无数80后90后的共鸣,在网络被热烈关注,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坐下来在空余画布涂上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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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从90年代至今的作品精选。从早期代表作《老栗夜宴图》,到后来的《跟我学》系列,还有疫情期间的新作《问号》。

其中两幅“千手观音”,时间跨度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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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999年《拿来千手观音》,手中拿的是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机、金元宝和胶卷;右:2019年《送往千手观音》,手中是猪肉棒骨、骷髅架、智能手机、数码相机

画面中王庆松把自己扮成“观音”,“千手”握着时代的产物,从1999年到2019年,燕京啤酒变成拉菲,大哥大换成了iPhone,胶卷被数码相机替代。而他自己,也整整胖了40斤,“你平常不会觉得怎样,40斤得是多大一坨肉?”

他笑说大家千万别解读太深,“我的照片,就是看图说话。”

把各种信息压缩进一个画面里,让观众瞥见几十年来个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

以下是王庆松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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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松接受一条专访

 

01

亲人的相继离世,

改变我看社会的方式

1996年,我停下画笔,拿起了相机。

我相信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社会,艺术大师我不知道,但一定会出现摄影大师。

我生在大庆,那是中国石油的一个老大哥,后来湖北发现石油,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湖北。在油田干活,地方上很光荣。

江汉石油学院(全国5个石油学院之一)1978年建校,1980年12月,我爸是里面第一个因公去世的。

那年9月份我刚上初三。当时是青春期,跟我爸妈犟,真打。一次我爸刚把我暴打一顿就出差了,但一个星期后,我爸突然就不在了。(当时我妈还说,等你爸回来再收拾你。)家里有哥哥,也有弟弟妹妹,在父亲去世前,我们家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父亲走后,整个单位就认为你最惨。

所以我一直强调,我的青春期真的就一个星期。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听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父亲离开后,我就不太讲话了。性格很难改变,自卑情绪一直特别强。直到我真正开始学艺术,才重新开始跟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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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中秋第二天,揣着1200块就来了北京。我就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租金75块钱一个月。

当时感觉物价在上涨,面条从最早的6毛9毛,涨到1块1、1块4,当时正好是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我就预感到社会注定要变化,而且不是简单的变化。于是,我开始摄影。

2000年,母亲生病,据我了解是被误诊去世。父母都是非正常的死亡,改变了我看待社会的角度。我慢慢转型,越来越关注整个社会的现象。

社会它是特别复杂,特别混乱,但它也特别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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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栗夜宴图》

 

02

褪去一半色彩

2000年,第一次拍大画幅,就是《老栗夜宴图》,那是一次“赌博”,花了我差不多所有的钱。把我妈妈去世前10个月的工资,我老婆的奖学金余下的600美金也都押进去。

最后就是一套服装,拍了5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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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南唐画家顾闳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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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榻上的男主人公为艺术评论家栗宪庭

让当代人来演韩熙载这个主题,是想把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处境,跟古人对比。那幅画主题是南唐一个文人官员的的生活,他在家里宴客,当时的皇帝李煜想重用他,但是奈何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

韩熙载这个角色很难找。

当时临开拍前一个星期去找栗宪庭,他就说他来演。他来拍摄前一天一晚上没睡,拍完之后放大一看,发现老栗眼神演得特别好,一个疲惫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处境,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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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栗夜宴图》局部

原来画中的仕女,到这里都变成了腰粗腿肥,裹着粗俗布料的女人,跟原画里的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模特的衣服都是从地摊买的,一套不能超过20块钱。

冲片子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看到它能像传统国画一样实拍出来,不是电脑合成拼来拼去,还是挺惊奇的。后来成品大的是9米8长,是第一次有人拍出散点透视的感觉。

色调上,艳丽,但带着灰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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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 2000年

这个色调我是特意的。我觉得社会,应该不是这么炫丽多彩的。所有画面必须降色,一定要褪掉30%甚至50%的色彩饱和度。

对大画幅相机的使用,也从早期的4×5变成了8×10,最后变成了12×20。

我甚至慢慢养成了习惯,会在一个地方坐着,坐很长时间,或者就去大街上走啊看啊,碰到一件事情我就会仔细观察,去想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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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2005年

 

03

疯狂拍人体模特的那几年,

曾刷新我的底线

我觉得我应该在国内拍人体是最疯狂的。那个年代,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得多。

第一次,大概有二三十个人体模特全是女的。拍《罗曼蒂克》之前,我画了一个草图,全是拿世界名画的人体拼起来的,就告诉影棚的师傅,我想拍一个由中国人来扮演西方美术史的这些形象。

但当这些北影厂的工人走进拍摄现场一看,这么多裸身模特,姿态还都很笨拙,彻底懵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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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局部 2003年

拍《佛堂》的夏天,密封的宋庄工作室,模特们很多从农村过来,脱衣服的瞬间,当时熏得我差点吐了。

2000-2005年,就5年时间,模特价格从100、200元升到1400达到高点,最后又降到300。后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妹妹、妈妈、爸爸,甚至丈夫叫过来一起拍,甚至里面偷情的都有。其实我看着心里还挺揪心的。

后来我就很少拍摄人体模特主题了,有社会逻辑关系才去拍,如果纯粹为拍人体,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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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室创作

 

04

准备5年,拍一张作品

我特别喜欢有时间感的劳动,用时髦话讲就是“工匠精神”。但更多是跟自己在钻井队干了七八年的苦力有关。当时父亲去世后,因为家里实在没钱,我必须去参加工作,就去了父亲待过的钻井队。

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创作的影响是无形的。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劳动产生的价值。准备时间很长,拍就一瞬间,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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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学》2003年 主角由王庆松出演

《跟我学》一张照片的拍摄,我准备了5年。

我对高考、对教育,一直是有感触的。年轻时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获得系统的教育,考大学我就这么一年年考了8年,但是最后终于上了大学,我反而不告诉任何人。对我来说,这段经历我觉得挺丢人的。

2003年,我的小孩准备上幼儿园了,这个时间点,我觉得需要拍教育相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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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拍《跟我学》,用几块石膏板搭了一面8米长、4米高的墙,拿墨汁直接一刷,三块钱的粉笔,啪啪啪一写,成本100来块钱。

粉笔字现场写了两个半小时,但这些文字我已经积攒了5年。每个时间段我认为重要的关键词,都搜集了。这堂课逻辑不清楚,但主题非常明确: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名称,来自1982年到1994年中央电视台做的一档电视节目《跟我学 Follow Me》,在新闻联播前的半个小时,让一个国家的公民去学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整整12年。

《跟我学》教材发行量还超过了《毛选》,中国80年代初最早一批出国的人,很多都是通过这个节目来学习英语,了解国外的信息。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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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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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学》拍摄幕后

拍完《跟我学》过了大概一年,我觉得之后应该有“你我他”,连起来组成一个世界。7年后2010年,开始拍《跟他学》。

运了20吨的书,从废品收购站收回来,放了一年让它长霉。一年后,又卖给收购站,每吨价格还涨了3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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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学》局部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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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学》拍摄幕后

2013年拍了《跟你学》,大概是120个课桌、近250人,趴着睡觉的这些人,跟一个打着点滴的老头一起学。老头是我自己扮演的。

当时废品收购站运来的很多工具书、高考教辅书,根本没开封,带着塑料皮。我还截了当时我们湖北当地的新闻,临高考前几天,全班打营养液,亢奋起来复习,不能睡觉。

这样“你我他”算在一起,有10年跨度。它有一个反问:到底我们要跟什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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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作品《临时病房》:大家坐在一起很麻木地接受治疗,我就像是一个超时空的人,跟他们没有关系,只是在那里看看报纸。

 

05

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

我七八成作品里都有自己。有时候我作为一个主角,有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教师、一个乞丐、一个老人,几百人的其中一个学生,偷偷地看。

人在看我,我王庆松也在看这个社会。

不管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既是个参与者,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怀疑者。“我跟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一直很重要。

早期我总是想把自己放在很英雄,很重要的位置,后面慢慢就去藏自己,把我融入在画面中,尽量不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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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摆战场》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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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摆战场》拍摄幕后

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铺天盖地的广告,我就做了15米高,大概38米长的一个海报墙,那些牛皮癣啊小广告啊,大概写了一个月,一边看雅典奥运会一边画那些道具。

起名《大摆战场》,一听就是很中国的一个名字,油盐酱醋、针线、老外家教……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缩影,各家又互相竞争,整个像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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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它》幕后 2020年

《问它》是今年疫情期间写的,主要是世界500强的LOGO,花了4个多月,每天10个小时,一张张画出来,100度老花镜也成了300度。

过了十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商标消失了。商业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我们无法摆脱,但我们依然需要给这一切打一个黑色的、正式的、严肃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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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松在展览现场

我很少穿戴有商标的东西,物质上需求不多,也不擅长社交场合。别人来看展览,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你来了”。

我来北京就觉得要匍匐前进。能坐起来,我尽量坐小马扎;能站起来,我尽量半弓着腰站。因为你无依无靠。多少年之后,别人说庆松,好像做得还不错。我还是尽量低调,人就是得这么低调地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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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它》拍摄幕后 2020年

摄影,其实是帮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去跟别人交流。

如果按普通的方式拍摄5年,别人可能会用200张、300张照片去呈现,但我就只需要一张照片,把我这么多年的各种社会观察,做成像压缩饼干一样,都锁在一张图片里。可以在里面不停地去“找东西”。

别人总说我的照片,什么艳俗不艳俗我就很烦,什么观念摄影,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我根本不是摆拍,我拍的绝对都是社会的真实,每个镜头都是在社会中找到的。

它没那么生动,没那么好看,但它就是有一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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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后记:他的发型?村里的生活?……

7月底,在疫情风险降级后,一条终于来到了北京。

沿着机场高速公路下来,费了老大劲登记、问询,我们才被允许进入一片藏在城中村里的艺术社区。

这里,一半是平房,沿街一溜日用杂货铺,紧挨着熟食快餐、理发店;楼上留给外来打工者、剩下不多的留守村民。拐个弯,就是一排整齐划一的艺术家工作区,一栋挨一栋。与野生混杂的村民生活区,形成鲜明对比。

10年来,王庆松就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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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王庆松常穿着人字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雷电发丝”。他说这发型得有快20年了,他找理发师傅把黑发全剃了,只留下一根根稀疏分布于头顶的白发丝,一撸,发丝就能一根根竖起来。“有时候一进电梯,所有人都想退几步。”他说就喜欢这样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老师您有什么爱好?”“最爱睡觉,太爱睡觉了。只想躺着。”这回答,让人联想到2008年他的一幅《跟我学》拍卖出500多万高价时,他本人的反应是:“那天的新闻,就是打扰了我休息,还有七八个电话打进来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

他笑称自己是“低端人口”。当我们跟着他出了门,他就像在城中村里隐形了,一晃神就找不到了。

 

部分图片由王庆松、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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